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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擒鳌拜”与清初皇权专制制度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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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与大多数中原汉族王朝不同,由于缺少历史传承,清代的皇权专制制度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过程。这个过程始自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经过了皇太极时代、多尔衮时代和顺治时代的不断演进,基本上完成于康熙初年。“康熙擒鳌拜”作为这一进程的“收官之作”,抛却附会于其上的种种夸大与曲解,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其标志着清代皇权专制制度的最终确立。笔者试就此阐述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康熙;鳌拜;皇权专制制度

0 引言

1669年(康熙八年)5月16日,时年15岁、已亲政2年的康熙帝玄烨召辅政大臣鳌拜入宫,利用“少年布库游戏”擒拿之,随即将其入狱、定罪并清除余党,就此终结了“鳌拜专权”,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康熙时代”。这一事件,史称“康熙擒鳌拜”。

自努尔哈赤1616年建立后金汗国算起,有清一代近300年的历史中,皇权专制制度的发展以康熙朝初期为明显的分界。此前的太祖、太宗、世祖三朝,虽皇权(汗权)专制的趋势日益明显,但以八旗分治为基础的“贵族共治”体制仍或明或暗的得以保留,八旗贵族集团在政治上形成对皇权的制衡与威胁。而进入康熙中期以后,八旗贵族集团对皇权的制约基本消失,皇权专制的程度,与明代相比较,因为缺少了文官集团的制衡,则尤有过之。康熙朝前期成为清代皇权专制体制最终得以确立的历史转折期。“康熙擒鳌拜”正是这一转折期内的具有标志意义的历史事件。

1 入关前满洲皇权专制制度的发展情况

1.1 努尔哈赤时期

自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至1626年他去世的10年间,后金的权力分配制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八旗实行分治,旗主贝勒对本旗拥有全面而绝对的控制权。后金的“大汗”是由八旗共同拥戴的“共主”,地位虽在各旗主贝勒之上,但从制度层面讲,这是一种以八旗分治为基础的贵族共治体制。另一方面,“天命汗”努尔哈赤又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诸贝勒大臣“以汗为父”,国家大小事务,均须“以汗所是为是,所非为非。”应该看到,努尔哈赤的这种绝对权威并非当时后金权力制度的必然结果,而是他在后金创建过程中作为政权主要缔造者所确立的个人权威使然。这样的绝对威权,只能是八旗分治权力架构下的某种“特例”,继位者难以仿效。努尔哈赤曾经尝试“立储”,但长子褚英结局凄惨,次子代善的“太子之位”也立而复废,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正在于此。

晚年的努尔哈赤对此已有洞察。天命七年(1622年),他颁布《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谕》,对自己身后的最高权力分配机制做了相当详尽的规定:“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势强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子可为八和硕贝勒,如果同心干国,可无失矣。尔等八和硕贝勒,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主之。至于八和硕贝勒理国政时,或一个贝勒有得于心,所言有益于国家,另七个贝勒当会其意而发明之。”( 《满洲实录》卷7,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据此,居汗位者不过“协调者”或“召集人”,实权尽控于八旗旗主,形成事实上的“集体领导”。

1.2 皇太极时期

皇太极在位17年(1626-1643),凭借自身的才干因时趁势、纵横捭阖,不断削弱八旗贵族势力,强化汗权和皇权,力图变“八旗共治”为“皇(汗)权专制”。前期10年,即后金“天聪汗”时期(1626-1636),主要是改“并尊”为“独尊”,取得凌驾于其他旗主贝勒(特别是另三大贝勒)之上的独尊地位,其完成标志是天聪六年的“改定朝贺礼仪”,实现“南面独坐”。后期7年,即清朝崇德时期(1636-1643),通过创建“议政王大臣会议”(国议)制度,稀释了八旗贝勒手中原有的权力,皇权专制进一步加强。皇太极改“大汗”为“皇帝”,自然是为了取得与明廷的对等地位,但也反映了满洲贵族政治伦理的微妙变化——相对于草原游牧部落共主地位的“可汗”,源自中原农耕文明的“皇帝”称号在权威与继承上更具有绝对性。

皇太极时期,皇权专制虽大大强化,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八旗共治”的基本权力结构。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其一,满洲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还相对较低,封建化进程仍需要时间。其二,频繁的战争环境要求高效的军事化的社会组织形式,八旗分治更适应这一要求。其三,满洲建国不足30年,仍保留很强的部落时期军事民主制的意识形态残余。

2 从多尔衮摄政到顺治亲政:皇权专制全面巩固

2.1 多尔衮摄政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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